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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破產程序中債務人財產受益如何認定
發布日期:2019-11-13    文章來源:舟山市律師協會    瀏覽次數:1291

論破產程序中債務人財產受益如何認定

-以管理人撤銷個別清償行為糾紛案為視角

浙江六和(舟山)律師事務所   徐徐  李林

 

摘要:破產撤銷權系《企業破產法》規定當中一項重要的法律制度。在破產程序中,債務人財產受益如何認定,顯然是司法實踐中一個重要的問題。雖然《企業破產法》明確規定了管理人如何在破產程序中行使破產撤銷權的法定構成要件,但司法實踐中,如何認定個別清償行為是否使債務人的財產受益仍頗有爭議,導致地方法院認定“受益”與否的司法裁判標準不一。為此,筆者通過司法實踐領域中個別清償行為糾紛案件分析,具體闡述個別清償的理論制度[i]、并對債務人財產受益如何認定等相關問題進行,以期構建完善個別清償制度,更好的指導司法實踐。

關鍵詞: 撤銷權  個別清償   受益  主觀惡意

一、個別清償行為糾紛案例[1]

20166月上旬,舟山某商貿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商貿公司”)與被告X銀行(以下簡稱“金融機構”)簽訂了《借款合同》,約定向被告貸款XX萬元,借款期限為2016年月7日至201765日。商貿公司分四次歸還了借款本金。2017620日,商貿公司又與被告金融機構簽訂了《借款合同》,約定商貿公司向被告借款XX萬元,借款期限為2017620日至2018615日。20173月至8月,商貿公司就上述兩筆借款支付利息X萬元。另查明事實,商貿公司20171月至8月的資產負債表顯示,該公司在該期間一直處于資不抵債的狀況。201794日,定海法院受理商貿公司破產重整申請。2018621日,定海法院裁定終止重整程序,宣告商貿公司破產。后管理人提起訴訟,請求撤銷商貿公司于20173月至8月向被告還本付息的清償行為,要求被告向管理人返回借款本金及利息,并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支付自起訴之日起至還清日止的利息。

(一)法院的裁判及理由

1.一審法院認為:“首先,根據企業破產法第一條的規定精神,得出公平是破產案件處理中應當把握的原則之一。”因此,審查危及期間的個別清償行為是否可撤銷,應當注意保護善意破產債權人、維護交易安全,避免出現“債權人之間的公平受償以另一種不公平的代價來換取”的情形,不能僅以債務人行為的外在形式為判斷標準,而應按照有利于債務人財產最大化的原則加以判斷。其次,從破產案件的受理經過看,商貿公司是在債權人申請其破產的情況下,才申請破產重整,并非之前就打算申請破產。故不能認定商貿公司向被告還本付息,有在申請破產之前給予被告優惠清償的主觀意圖。最后,在被告的角度,其貸款給商貿公司,既是正常的商業行為,同時亦是對企業進行幫扶,其作為善意第三人的合理預期,不應隨意打破,相關貸款的交易安全應予以維護,如此才能彰顯破產法的公平本質...由此,一審法院認為上述清償行為,不符合破產法可撤銷情形,不予撤銷。

2.二審法院認為[2]:根據《企業破產法》第三十二條之規定[3],債務人商貿企業仍清償其對金融機構的部分債務,實際上減少了商貿公司的償債資產,現金融機構亦無證據證明商貿公司因清償行為而受益,故商貿公司管理人請求撤銷該清償行為,本院予以支持。[ii]金融機構辯稱商貿公司的還款行為降低了商貿公司的成本,商貿公司實際受益,并無事實與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故金融機構應向商貿公司返還清償款項XX余萬元。

(二)爭議焦點及法理分析

根據上述案例分析,涉案的爭議焦點在于,債務人財產是否受益如何認定?是否符合破產程序中可撤銷的個別清償行為的例外?筆者就案涉爭議問題,結合《企業破產法》、司法解釋條文和立法精神進行闡述,可以得出二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

1.個別清償行為的法律適用 

眾所周知,個別清償行為制度是破產法規定重要制度,旨在保護債權人的公平受償權。倘若債務人出現破產法規定的破產原因,為確保全體債權人的公平受償,此時,債務人應停止對個別債權人進行不當清償,倘若仍然實施個別清償債務的,就顯然破壞債權公平清償原則,因此,管理人有權提起撤銷之訴,予以追回相關破產財產。

在破產程序中,人民法院審理破產撤銷權案件所適用的法律依據主要是《企業破產法》第32條和34條之規定。依據第32條規定,[4]在個別清償行為要件構成方面,特別強調了“6個月”的撤銷臨界期限,即所謂的時間上的客觀標準。倘若超過了6個月的時間期限,應另當別論,否則就會出現法律適用不當,導致錯誤裁判。

2.個別清償行為的例外情形

清償個別債權,是指債務人在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前6個月內,已有不能清償到期債務的情形發生,仍然清償個別債務人之債權行為[iii]。《企業破產法》就個別清償制度就是否可撤銷的原則問題進行了規定,但對例外適用情形,沒有作出規定。而《企業破產法》司法解釋(二)對此作出了列舉式規定。其中,司法解釋(二)第十六條已經作出規定[5],就如何認定個別清償是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清償標準。從中不難看出,司法解釋(二)第十六條第一、二項規定,都是為了維持企業正常運轉而支付的基本性生產支出。對此,進行了所謂例舉式的規定。如:不支付水電費,企業被斷水斷電;不支付勞動報酬,企業職工都將離職。整個企業都處于無法運轉的情況,更別提進行積極自救從而使企業恢復正常經營狀況了。除此之外,還有哪些屬于法院不予支持撤銷的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個別清償行為呢,司法解釋也僅作了兜底式規定。另外,我們應特別注意的是,個別優先清償行為和正常的生產經營行為之間的界限,在人民法院受理破產案件前的六個月內,債務人企業仍然有權進行正當的生產經營活動,因而可能存在大量的業務往來,這些正當的經營活動不應當被認為是個別優先清償。[iv]

(三)筆者就上述案例的分析意見

針對上述案例,基于管理人視角分析,我們認為從保護債權人利益最大化為原則,二審法院判決應當更符合所謂的公平正義。其判決的價值在于符合《企業破產法》的立法精神。

首先,(1)從本案中可以看出,商貿公司清償個別債權之行為,恰好發生在債務人受理破產重整的臨界期6個月之內;(2)債務人個別清償的債權包括本金和利息均為普通債權,其清償行為損害了全體債權人的利益;(3)商貿公司清償債務后,使得債務人所擁有的財產明顯發生減少,并沒有使債務人財產增加,發生受益情形。同時,債務人的清償行為也不符合破產法及司法解釋二規定的,屬于例外的不得撤銷情形。因此,從管理人視角而言,對于本案債務人商貿公司的個別清償行為應予撤銷。

其次,從案涉金融機構實施的客觀轉貸行為角度而言,金融機構對于商貿公司提供轉貸的商業行為。從根本上講,其本身就是與債務人之間的商事交易,即一般的金融借貸行為。通常而言,作為專業的信貸機構,應當對于商事活動的風險即金融風險作出商業的價值判斷。而且,案涉金融機構貸款的行為,并沒有使得進入破產程序后的債務人商貿公司從中獲得受益。

最后,根據《企業破產法》第二條、第三十二條的規定。從目的解釋角度分析,我國破產法第32條立法的宗旨,在于防止破產財產減少,而債務人的主動清償行為會導致破產財產減少。作為商貿公司主動清償性質和法律效果而言,使得金融機構在破產受理的6個月內受償本金XX萬元及利息,應為《企業破產法》第32條所規制。

綜上所言,筆者認為,個別清償制度設置的目的是維護廣大債權人的公平受償,從而維護債權公平清償原則。從客觀的角度分析,筆者應理解為,上述案例的判決涉及的個別清償行為,即債務人在進入破產程序之前,已在自身明知達到企業瀕臨破產的邊界,仍然對個別債權人進行不當清償,顯屬錯誤。另,金融銀行可另外采取救濟途徑,通過起訴保證人主張本金和利息。對于該筆債權的實現,金融機構也不影響實際獲得受償,造成實質性的損害后果。故此,筆者認為,在破產法明確有規定的前提下,應當優先適用法律規則,而不宜適用法律原則,或是政策性的文件,否則就形成了法律適用不當的結果,導致案件發生錯誤判決。

二、個別清償的理論基礎-公平清償原則的理解

《企業破產法》規定了破產撤銷權制度,即同時規定了就債務人個別清償制度。而就債務人個別清償的例外認定,涉及到兩方面的利益,一是破產債權人的利益,二是交易第三人的利益。若交易第三人是出于惡意,那么毫無疑問這項交易行為應當被撤銷,從而達到保護債權人的目的。本來,如果沒有破產程序的啟動,那么到期債務的個別清償一般是合法的或者不應撤銷的,并且債權人對破產程序的開始可能事實上沒有預知或者不可能預知,因而很難說他們有接受偏頗行為的惡意動機,破產法如果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予以撤銷,那么就會使債權人大惑不解并對其合法權益造成損害。[v]當前,我國《企業破產法》對一類案件的裁判在立法上尚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標準,同樣對債務人財產是否受益認定標準,缺乏必要的認識理念。破產法的公平清償原則如何適用?對于法官而言,確實是價值判斷的考量,也勢必關系商業判斷規則。因此,就公平原則的運用,法官擁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如果公平原則一旦被濫用,則不利于司法的權威性和穩定性。故筆者認為,探討破產程序中使“債務人財產受益”如何認定,亦成為司法審判實務之所需。

不可否認,在破產程序中,基于對債權人利益保護問題,始終貫穿于公平清償之原則規定。因此,如何理解公平清償個別債權行為,直接關系到管理人是否有必要提起撤銷之訴。而在司法實踐中,我們往往會忽略個別清償行為的認定邊界,而更多關注于破產程序中的價值判斷,即對公平清償原則的尺度性把握。從《企業破產法》立法目的解釋論角度分析,我國破產法第32條立法的宗旨在于防止破產財產減少,維護債權人利益最大化原則。據此,法院對公平原則的不慎把握,使得債務人清償債務行為導致破產財產減少,嚴重損害債權人之利益。比如,筆者在上文所言,基于該案涉債務人商貿公司主動清償個別債權人的行為,應當依其法律宗旨為落腳點,而不應一味的強加適用該公平原則。否則,違背了破產法第32條,進而破壞了應當由破產程序對破產財產向全體債權人進行統一分配的要求。

三、認定使債務人財產“受益”標準存在問題

(一)債務人財產“受益”除外過于簡單籠統

筆者就“債務人財產受益”的情形,在前文中已作論述,在此不再贅述。我國《企業破產法》第32[6]雖對偏頗性債權的清償已作出原則解釋規定,但仍然無具體詳細規定。但,退一萬步講,個別清償制度在我國破產法立法的立法領域,以及破產學者在長期理論研究過程中,對偏頗性清償行為的種類仍未全面例舉窮盡,這也是社會經濟發展中難以彌補的缺失。因此,在債務人財產“受益”問題研究上,也同樣未形成相關理論成果,運用于司法實踐。存在許多的空白之處。往往是僅將“未到期的債務進行清償”、“對原來沒有擔保的債權進行擔保”等幾種典型的行為規定其為偏頗性清償行為,但對于特殊的票據行為,以抵消方式進行清償的行為等卻難以解答。而且,該條文中的但書規定過于原則,司法實踐中對“受益”的情形判定存在困惑。[vi]例如,有時債務人通過新債務來償還舊債務,即便是新債務小于舊債務的情況下,也未使債務人獲得所謂“新價值”,此種清償的目的并不是為了獲得新價值。對于新債務,債務人在之后仍然是需要清償的。盡管通過轉讓減少了舊債務,但是債務的減少不等于新價值,因此法律不保護這種轉讓。[vii]而且,通常而言,司法實務審判中往往會出現僅僅依據時間要件,其掩蓋實質要素,債務人無故找理由提起撤銷之訴,從而損害第三人合法權益,破壞正常的市場交易秩序和安全,顯然與破產程序中的公平清償原則相違背。

(二)債務人財產受益認定的主觀標準缺失

    我國《企業破產法》就個別清償行為,未要求對當事人主觀惡意的考量。考量的主體,應包括債務人和債權人,基于各方主體的主觀狀態。誠如著名破產法學者王教授對破產法司法解釋的理解為,立法對是否撤銷個別清償行為的判斷基點,不包括當事人的主觀因素,而是各種客觀因素,如個別清償行為發生在“受理破產申請前六個月內”、“債務人有本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的情形”即發生破產原因等,尤其是個別清償行為是否使債務人財產受益。[viii],但我們也從中不難發現,我國《企業破產法》及司法解釋仍然未明確對債務人財產受益認定標準,作出統一性規范。就債務人主觀狀態的缺失仍然存在,且對惡意和善意主觀上如何進行認定,未作出法律原則上之區分。

縱觀各國破產法的相關規定,我國《企業破產法》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了其他國家的做法,在債務人財產受益主觀狀態是否考量的問題上,基本上參照了美國破產法的個別清償制度。即在行使撤銷權時,不存在對受償人狀態的考量。因此,在具有客觀破產原因存在的前提下,無需對債務人主觀惡意進行規則。亦有學者指出,個別清償制度在我國《企業破產法》中規定的過于籠統、原則,筆者亦表示認同。從域外破產法的視角分析,對于個別清償制度的“例外”有著相對豐富的規定。例如,德國破產法第一百三十條規定[7],其對于債權人的主觀狀態有著明確要求。美國破產法雖然對于主觀狀態沒有規定,卻規定了十分詳細的例外情況。美國破產法第547[8]規定,個別清償的例外情形有八種。其中第二種例外情況就是債務人正常商業經營的付款例外,即債務人的付款行為發生在正常商業經營中或者日常財務管理中,雖然這些款項支付是對債務的清償,但是也不屬于撤銷范疇。

(三)第三人抗辯權的缺失

所謂破產程序中的第三人抗辯權,指的是交易過程中涉及的第三人,也是所謂的善意的受償人,即對抗行使撤銷之訴的管理人的權利。我國破產法對此權利未作出明文之規定。《企業破產法》中列舉的方式規定了可撤銷的行為,僅將個別清償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除外”情形作為例外規定,而并沒有將第三人“善意”、“對價交易”作為其他例外情況或者說作為抗辯理由。我們可以看到,在此中規定之下完全將交易第三人置于無保障的狀態。退一步講,第三人在交易過程中即使盡到足夠充分的注意義務,做到等價交易。[ix]勢必也存在著被管理人行使撤銷之訴,該交易行為被撤銷。撤銷的法定后果,善意第三人就必須承受該交易行為取得的利益被取回的不利結果,以至于損害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

在訴訟程序上,第三人抗辯權的缺失,往往會造成原、被告之間形成不平衡。在破產程序案件處理中也是如此。在破產債務人與第三人依據誠實信用、等價有償等原則進行交易的情況下,完全符合市場的交易規則,理應受到市場秩序的保護。這是基于當事人之間的意思自治,也是基于市場交易的商業準則所致。但卻因第三人沒有相應的抗辯權和債務人處在破產程序中而被撤銷,這與我國維護善意交易人和保障安全交易的市場經濟體制價值目標相去甚遠。[x]

筆者認為,就破產程序中個別清償行為的缺失,還表現在個別清償行為未作詳細提煉例舉。偏頗性清償行為是破產撤銷權行使的重要客體,但在我國立法中卻很少對其有修正,理論上對此存在爭論。司法實踐領域中,在適用上如果更是生搬硬套,單單從時間要件、主觀目的要件等方面對其進行使用,導致了大量不應被撤銷的行為,或者說是使整體收益的行為被迫撤銷。由于偏頗性清償行為并沒有使破產責任財產減少的效果,但其違背了破產法公平原則,即使債權人公平受償的原則而被破產法所否定。但是一系列有利于債務人財產的增加及債權人債權的實現有益也被排除在外,均應當設定例外情況。因此,該條款的內容可以表述為:個別清償有利于債務人繼續營業的,或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除外。[xi]

四、完善個別清償行為的幾點思考與建議

我國《企業破產法》基本確立了破產撤銷權制度,同時借鑒了其他國家的立法經驗和模式。因此,我們在關注破產撤銷權制度的同時,應當也同時關注個別清償制度例外的規定,對于破產程序中,債權人、債務人之間的利益如果不加以嚴格設定破產撤銷可撤銷之程序,債權人或者債務人極有可能會利用這個程序上的缺失,從而破壞我國企業破產立法制度,損害善意第三人合法權益。故此,從另外一方面也充分體現了個別清償行為制度的重要性。該制度在法律層面上予以了保障,分別體現在《企業破產法》第31條、32條之中,這無疑對于保護債權人公平清償權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破產法司法解釋中只是例舉式的規定,對個別清償行為除外的認定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導致法官在個案處置中出現同案不同判的現象時有發生。為完善個別清償制度,故筆者提出幾點不成熟的看法:

(一)完善對債務人財產受益的主觀狀態

法院在破產審判實務中容易出現邏輯上的用程序判斷原則,即設置在破產程序開始前的法定撤銷期即嫌疑期制度,以在立法的特定期間內進行的相應行為為撤銷權行使對象,原則上不再對該行為實施時債務人是否發生破產原因、是否實際損害債權人的利益做實質判斷,只是《企業破產法》第32條中特別規定,個別清償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除外,形式上具有實質判斷原則的性質。企業破產法的上述規定,一方面可以解決舉證責任等問題,有利于維護債權人利益;另一方面。對違法行為的構成期間加以確定,有利于維護交易安全,保障市場經濟秩序的穩定。[xii]我國《企業破產法》第32條顯然是比較嚴苛的,沒有直接規定以債權人的主觀狀態為條件,而是直接適用推定法則。與第31條不同的是,其要求的期限是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前6個月內在期限臨界點上有所區別。

在破產理論界,存在一種觀點即為,債務人和相對人的主觀因素不是個別清償構成要件的考察因素,雖然不問交易是否正當,均予以撤銷。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除客觀條件外,還應考察債務人、相對人的主觀因素,分清惡意和善意,不能搞“一刀切”,應區別對待。[xiii]另一種觀點,如王欣新教授所著的《破產法》中講道:“本書認為,對此類行為的撤銷應限制在債務人惡意所為的范圍內,并需丟惡意的認定作出完善的規定。”王欣新教授認為,清償是否存在惡意,還可以根據被清償的債權人與債務人有無關聯關系或其特殊利益關系來確定。債務清償是基于雙反存在關聯或其他特殊關系而進行的,應予以撤銷。

理論界對于債務人財產是否受益的認定標準,對于主觀狀態存在不同的學術觀點。那么到底債務人個別清償的認定,是否應當考慮當事人“主觀惡意”呢?根據我國《企業破產法》的立法精神,因采取“通說”之認定。我們就如何對企業破產程序中屬于“偏頗性清償”的理解,也主要采取了美國法的客觀標準主義。簡言之,在破產程序中,我們亦不考慮債權人的主觀意圖,即破產撤銷權的規定,并非需要債務人的主觀惡意,才可行使撤銷該行為。作為管理人就個別清償進行如何認定,也即價值判斷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金融機構作為專業的信貸機構,應當對于商事活動的風險即金融風險作出商業的價值判斷。

筆者認為,在破產程序中,個別清償行為應包含主觀和客觀兩種因素,兩者之間應一并作出考量,而在考慮保護債權人利益的同時,也應當考慮債務人的權益。其一,倘若涉及主觀狀態時,因對債務人的“主觀惡意”做出相關規定。個別清償行為須有主觀惡意,且系債務人和受清償人雙方均具有主觀惡意。其二,管理人在行使請求撤銷個別清償行為時,應負擔證明責任。其三,我們可以采取德國、日本則側重于保護債務人的利益,設定可撤銷行為的主觀要件,加重管理人的證明責任,保障債務人行為的有效性,這也同時兼顧保護了債務人合法利益。

(二)應對債務人財產“受益”作出合理的界定

此處的債務人財產“受益”應作如何理解?破產程序中所表現出的這種“受益”,指的是在進入破產程序后,應當使得債權人的清償利益受益,或者可分配的破產財產增加,而不是指企業可以短期內可進行經營活動。而且,債權人受償的行為,在客觀上也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并沒有使得進入破產程序后的債務人財產受益。就客觀要件而言,債務人的清償行為造成了等值或超值的價值,便可認為是“使債權人財產受益”,不可局限于增益的字面意思。[xiv]猶如筆者在上述案例分析中總結得出的一個定論。然而,從嚴格意義上講,債務人財產的受益認定標準應當作出公平合理之界定,否則會使各方當事人主體利益無法達到平衡,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難以統一。因此,就債務人是否受益應當作出實質性的解釋。而解釋則必須要符合《企業破產法》立法的根本目的和宗旨。筆者認為,在破產程序中,使債務人財產受益,應當作出合理的認定標準。這樣法院在認定時,更應注重價值判斷,而不以站在一個當事人的立場得出裁判結論。

筆者認為,本案所案涉的清償行為,即為不當清償行為,顯然是破壞債權公平清償之結果。合本案實際,現在商貿有限公司已經被宣告破產前提下,如果在完全符合《企業破產法》第32條之規定前提,原告管理人的訴請不被支持,顯然是損害整體債權人之利益。一審法院適用地方政府的企業幫扶政策來說理,顯然缺少事實與法律上的依據,未對債務人財產受益作出合理之界定。在法律規則明確的前提下,而不適用法律規則,而適用政策性的文件,對于本案的判決明顯缺乏說服力。而且,將金融機構機械的理解為善意第三人亦沒有法律依據。因此,就個別清償制度中債務人財產的“受益”認定不當,容易造成對現有交易安全制度、交易習慣的沖擊和破壞,其結果可能得不償失。綜上所述,對于“受益”與否的認定,應當結合具體的清償行為對債務人現有財產產生的影響、清償行為帶來的具體效果、清償的目的等綜合考量。因此,筆者認為,我們有必要細化“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認定標準,為司法審判提供參考標準。

(三)應增加第三人善意抗辯權,注重債務人個別清償目的

《企業破產法》司法解釋(二)第十五條已規定,[9]對于經司法程序的個別清償問題,管理人依據《企業破產法》第32條規定,請求提起撤銷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對于該解釋,已經明確了區分自愿清償和非自愿清償的個別清償行為是否具有可撤銷性,明確了基于依據生效法律文書而為的個別清償行為,該清償行為,雖然從一定意義上而言,造成了普通債權人利益的損害后果,但對于上述闡述的兩種不同的個別清償行為而言,從理論上分析具有不正當性。該條解釋的后半句“但書”中闡述到,“但是,債務人與債權人惡意串通損害其他債權人利益的除外。”

目前,在破產程序中,就第三人的抗辯權,從訴訟程序上講,即為法定的權利,應當賦予第三人程序上和實體上的抗辯,而不應加以剝奪,否則同樣損害其利益。因此,就第三人的抗辯,也涉及到主觀狀態的約束。如果第三人系善意,法院應予以特別考慮。從不同的利益視角進行考量,各主體之間的利益訴求是不一致的。這也進一步表明,第三人的善意之抗辯應否與當今的破產會計制度、破產管理人制度相互協調,達到利益平衡。[xv]地方法院在破產程序處理可撤銷訴訟案件中,交易第三人可以通過舉證證明自己的行為在主觀方面確實盡到了善良注意義務。但,因不可抗力或其他無法預見原因所致,對于該合理之抗辯,應當予以準許。因此,從另外一個角度亦可說明,在破產程序中,如果涉及管理人行使撤銷權,系對個別清償債權的撤銷問題,應增加第三人主觀善意抗辯的考量,賦予其抗辯權,也可使得法官在雙方當事人之間的訴請找到有利于審判的平衡點,確保正確行使自由裁量權。

除此之外,還需考察債務人進行個別清償的目的。在債務人瀕臨破產邊緣時,融資的困難程度也將隨之急劇上升,如果特定的債權人在破產撤銷權的追溯期內獲得到期債務的清償之后,能夠繼續向債務人提供貸款或者供貨、開展其他業務等,那么將會給債務人帶來“重生”的希望。

綜上,筆者認為,我們必須借鑒先進國家的經驗,具體結合我國的基本國情和實際,進一步完善《企業破產法》司法解釋的制定。對于該偏頗行為的構成要件,應指明哪些情形滿足“使債務人財產受益”,以避免司法實務過程中對此任意理解。進一步為法官提供可適用的規則,以最大化的實現各方利益平衡,體現司法公正、公平,以切實維護債權人利益。

結束語:筆者認為,在破產程序中,對債務人財產受益的認定標準,我們應當由清晰的判斷標準,否則,在司法實踐中,地方法院對個別清償行為糾紛案件的審理,會導致出現不同的判決,破壞法律的統一實施。管理人就個別清償制度中債務人財產是否受益的認定,應準確理解和把握可撤銷范疇的行為邊界。對于是否存在除外的情形,理應慎重作出考慮。另外,我們更應注重當事各方主體主觀狀態的考量,這樣才能更正確行使破產撤銷權,從而維護全體債權人公平受償權。因此,筆者認為,我們有必要對此進行深入研究,并予以完善債務人財產受益如何認定的相關問題,以期更好的指導司法實踐。



[1] 2018)浙0902民初4107號民事判決:某商貿公司管理人訴某商業銀行請求撤銷個別清償行為糾紛案。

[2] 2019)浙09民終95號民事判決書。

[3] 《企業破產法》第三十二條之規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前六個月內,債務人有本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的情形,仍對個別債權人進行清償的,管理人有權請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銷。但是,個別清償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除外。

[4] 《企業破產法》第二條 企業法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并且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或者明顯缺乏清償能力的,依照本法規定清理債務。企業法人有前款規定情形,或者有明顯喪失清償能力可能的,可以依照本法規定進行重整。第三十二條 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前六個月內,債務人有本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的情形,仍對個別債權人進行清償的,管理人有權請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銷。但是,個別清償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除外。

[5]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二)第十六條規定:債務人對債權人進行的以下個別清償,管理人依據企業破產法第三十二條的規定請求撤銷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債務人為維系基本生產需要而支付水費、電費等的;()債務人支付勞動報酬、人身損害賠償金的;()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其他個別清償。

 

[6] 《企業破產法》第32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前6個月內,債務人有本法第2條第1款規定的情形,仍對個別債權人進行清償的,管理人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法院予以撤銷。但是,個別清償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除外。

[7] 德國破產法第一百三十條規定,臨界期內的清償行為可撤銷需要債權人在債務人行為時知道債務人已經無支付能力,或者知道已提出破產申請

[8] 美國破產法第547條。

[9] 司法解釋二第十五條:債務人經訴訟、仲裁、執行程序對債權人進行的個別清償,管理人依據企業破產法第三十二條的規定請求撤銷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債務人與債權人惡意串通損害其他債權人利益的除外。    



[i] 段晨思:《論個別清償規則在破產程序中的適用》,《天津商業大學碩士論文》,201651日。

[ii] 莊長興:《論人民幣利率互換的法律風險及其監管》 ,《常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718日。

[iii] 鄒海林:《破產法-程序理念與制度結構解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9月第1版,第290頁。

[iv] 李曙光:《優先性個別清償行為》,《法制日報》,20078月。轉引:《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起草組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釋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月。

[v] 韓長印:《破產撤銷權行使問題研究 ,載于《法商研究》,2013115日;轉引:韓長印:《破產法學》,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頁。

[vi] 陳華:《破產案件撤銷權的研究》,載于學術前言.法制與社會,201865日。

[vii] 江平:《中國公司法原理與實務》,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頁。

[viii] 王欣新:《銀行貸款合同加速到期清償在破產程序中的效力研究》,載于《法學研究》2015年第6期。

[ix] 陳華:《破產案件撤銷權的研究》,載于學術前言.法制與社會,201865(上),第219頁。

[x] 陳華:《破產案件撤銷權的研究》,載于學術前言.法制與社會,2008年第6期(上),第219頁。

[xi] 李志強:《論破產法上的偏頗性清償》,河南社會科學,20082.

[xii] 王欣新:《破產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第139頁。

[xiii] 徐彪,許雄峰:對《“企業破產法”第三十二條個別清償撤銷權的思考-以虹橋公司管理人請求撤銷銀行個別清償為視角》,金融聚焦,201510月,第10頁。

[xiv] 李雅文:《從美國聯邦破產法論偏頗行為撤銷制度》,臺灣:臺灣國立中央大學,2007年。

[xv] 李曙光:《破產試點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載于《法學》19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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