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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協信息第31期
發布日期:2011-6-14    文章來源:舟山市律師協會    瀏覽次數:2201

第八期(總第31期)

舟山市律師協會秘書處                2011-6-14

 

 

【編者按】浙江舟山群島新區建設是當前舟山發展大局,為應對新區建設帶來的新挑戰,近期,市司法局成立專題調研組,有針對性地調查研究新區建設各項法律服務需求,謀劃應對舉措,相繼召開了“律師服務舟山群島新區建設研討會”、“全市律師行業發展形勢座談會”,就律師如何服務群島新區建設廣泛交換意見。我市律師積極響應,就如何推動律師行業搶抓機遇、先行先試,努力為新區建設提供最優質的法律服務紛紛建言獻策。其中京衡律師集團舟山事務所何易律師對“先行先試”進行了雙重解讀,浙江桀言律師事務所宋強律師則深入闡述了群島新區的立法權問題,本期摘要刊發兩位律師的調研報告,供大家參考借鑒。

 

“先行先試”的雙重解讀

浙江京衡律師集團舟山事務所   何易

“浙江舟山群島新區”正式寫入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為舟山發展帶來了史無前例的良好機遇。“先行先試”是新區發展的原則性政策優惠。對于剛剛從海島變為半島的舟山,逐漸對島外的經濟實體和經濟要素產生極大吸引力的區域,如火如荼地踐行地域化的先行先試創新,為海洋經濟的發展探索一些經驗和模式確有必要。但新區的“先行先試”不再是改革開放初期特區有限區域范圍內“摸著石子過河”的實踐,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業已建立并逐漸完善、全國市場經濟資源充分流動的歷史時期,本地域的發展離不開外部經濟要素的引進和支撐,而發展的結果也最終成為全國經濟產業布局和結構優化的有機組成。如此,一方面我們必須以開放、包容的姿態,認知并逐步熟悉、運用已在成熟市場區域普遍踐行的市場運作規則,這是我們與外部有機融合的必修課;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立于海洋經濟的特色要素,在建設的實踐中創新規則。

經濟上全面開放的舟山群島,預期的經濟增長和優惠政策必將對資金、人力、物資、技術、管理模式等經濟要素進入本地域產生極大的吸引力,對于這些即將進入的經濟要素,本地能否按照成熟的市場運作規則去安置、運作和吸收,直接影響著這些要素能否在本地生根落戶、與本地資源有效對接。而本地的海岸線、海域、碼頭、漁業等海岸海洋資源和已沉淀的各種經濟要素,能否按照成熟的市場規則去進行產權配置并在規則的空白處進行創新,直接影響著這些資源和要素能否最大化實現各自的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市場經濟下的經濟建設主體是企業,動力是競爭,保障是規則。市場經濟乃法治經濟,市場主體的設立、投資結構的安排、融資模式的選擇、競爭行為的合規、知識產權的保護、人才激勵機制的設計以及與這些運作相關的法律風險防范,都是新區在建設過程中實實在在要處理和解決的問題。新區的政府、經濟主體都需要以后發者的姿態虛懷若谷、不驕不躁地學習市場經濟法律規則,認識規則、熟悉規則并能運用和創新規則。如此才能提升區域經濟發展的軟環境,吸引優質的經濟要素,合理配置要素產權,促使地區經濟實體遵守誠實信用的商業道德、防范不正當競爭等。

新區的應有之意起于先行先試的優惠政策,但在建設的過程中應將優惠政策和良好的商業投資環境、公平透明的市場競爭秩序結合,最終才能實現海洋資源在市場經濟規則下得到高效、持續、有序的利用,逐步點化出海洋經濟發展的區域特色,這或許才是新區設立的長遠意義所在。

 

建議浙江舟山群島新區積極向上爭取地方性法規立法權

浙江桀言律師事務所  宋強

《立法法》第六十三條規定,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本市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第六十四條規定,除只能由法律制定的事項外,其他事項國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的,較大的市根據本地方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規。目前,浙江省的杭州市、寧波市具有地方性法規立法權。

浙江舟山群島新區經國務院批準設立后,國家鼓勵群島新區在海洋經濟開發建設方面積極先行先試,積累先進經驗,與此同時,隨著舟山群島的大開發、大開放、大發展,新情況、新問題、新經驗不斷涌現,群島新區雖然可以借鑒國內外部分成功經驗,但以海洋經濟開發建設為主題的新區,目前還沒有成熟的先例可以移植或運用,浙江舟山群島新區的開發建設亟需法律的保障和推進。

一是給予地方性法規立法權,能夠彌補法律和行政法規的空白,增強群島新區建設法律及時性和有效性。面對舟山群島新區建設中的一系列政策實施問題、資源配置問題、利益調整問題,需要首先切實加強地方立法供給,保障群島新區建設的積極穩妥開展。特別是在產業鏈條發展的立法需求、海洋生態保護的立法需求、統籌協調發展的立法需求。如在新興海洋產業布局與集聚上有關產業項目審批立法的法律控制與激勵、優惠引資措施、投融資與證券化等等;在我國已有的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島保護法、海洋環境保護法等框架下,對海洋物權、海洋生態等制度的創設;在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保稅區特定領域的監管制度問題、船舶修造業、海洋漁業與海洋制藥業之間的沖突問題,海洋漁業權益與海洋交通、海洋建設之間的矛盾問題、旅游國際化的法律沖突問題等,尚無系統明確的規定。給予地方性法規,將針對上述問題制定具體性、操作性規定,將改革方案及時轉化為法律規范,細化和深化有關法律規定,為全國海洋經濟開發中的法律進行經驗累積和制度探索。

二是給予地方性法規立法權,能夠對制度規范進行設計和分解,增強群島新區化解法律風險的水平。群島新區開發建設具有社會試驗的成分和特征,其中的制度雛形和政策創想以及制度的兼容性、系統性、操作性需要不斷積淀并適時調整。在這個基本前提下,通過享有立法權,就能實現對制度規范,對社會利益資源的配置、流轉的內容、程序進行重新設計和分解。比如海洋環境資源的脆弱性和不可逆性對于海洋產業鏈條及其技術的先進性的要求較高,需要事前設計完整的法律制度防范應對新興經濟糾紛的發生,避免出現類似此次日本地震引發“復合式災難”造成不可控的海洋環境生態公害的現象。同時,由此加強新問題法律應用和預研,不斷凝聚和吸納共識,消解開發開放中的社會阻力和制度障礙,提升制度政策制定和實施的內在品質和外在效果。其中,特別是東海區域具有較高敏感度和關注度海域的開發建設,處于國際法和國內法、正式法和非正式制度淵源的交織之中,超前的法律應用理論研究是推動開發建設的必要支撐和基礎保障。

三是給予地方性法規立法權,能將試行的實驗性、創新性舉措法律化,增強效力內涵和權威地位。《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中規定,建設舟山為“與上海、寧波等城市相關功能配套的沿海港口城市”,表明舟山爭取立法權存在一定空間。通過行使立法權,可以將制定規范性文件的權力提升為創制規范性法律文件的權力,所制定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具有法律效力,而不是一般意義的事實效力。同時,地方立法將不單限定在“依據上位法明文規定”的原則之下,同時也限定在“不與憲法和法律相抵觸”的原則之下,這樣就會在調整對象和調整范圍上有極大的拓展,為司法審判所適用,能夠對群島新區開發建設起到重要的保駕護航作用,促進群島新區由“政策的受益者”轉而成為“政策的制定者”,推動新區深入開發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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