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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議拾得人應享有報酬請求權或附條件取得所有權
發布日期:2010-1-22    文章來源:舟山市律師協會    瀏覽次數:8424

浙江星島律師事務所   徐舟波

 

【內容摘要】本文從國外法律和我國目前法律對拾得遺失物是否享有報酬請求權或附條件取得所有權的規定著手,對拾得人有無報酬請求權或附條件取得所有權規定進行適法效果分析,筆者認為拾金不昧與收取報酬并不必然互相排斥,我國目前有關拾得人享有權利承擔義務的規定缺陷明顯并法條間互相矛盾,應重新構建我國的的遺失物制度。

 

【關 鍵 詞】拾得遺失物 報酬請求權 附條件取得 物權法

 

中國《物權法》規定,權利人領取遺失物時,應當向拾得人或有關部門支付保管費等必要費用。但現行民事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都沒有對報酬請求權給出規定。目前,中國的拾到者不享有報酬請求權,但不排除有些失主在取回失物時,主動給付拾得人一定報酬。這是失主自愿行為,屬民法中的贈予,是合法的。中國目前法律規定遺失物的所有權或占有權屬于失主,拾得人有歸還拾得物的義務;拾得人歸還拾得物是無償的,失主取回遺失物不無須向拾得人支付任何報酬。顯而易見,拾得人沒有報酬請求權,根本也不存在附條件的取得遺失物所有權的意義,但這恰是產生拾得人隱瞞拾得物或拒絕返還拾得物結果的重要癥結所在。同時也是阻滯現行立法中的相關規定在社會生活中徹底貫徹的關鍵所在。

() 國外法律對拾得遺失物是否享有報酬請求權或附條件取得遺失物所有權的規定

羅馬法不承認拾得人的報酬請求權,也不規定拾得人可附條件取得所有權。在日爾曼法中,拾得人應向有關機關呈報,如不呈報,就構成刑事上的隱匿遺失物罪。有關機關在得到拾得人的呈報后,應當催告遺失人呈報遺失事宜,在遺失人認領遺失物時,則將原物交還遺失人,但遺失人必須向拾得人支付一定的報酬。在有關機關催告后,一定期限內遺失人不認領遺失物的,則該遺失物由國家、寺院和拾得人按照法律規定的比例分享。羅馬法與日爾曼法雖然均對西方國家法律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但在遺失物拾得制度方面,現代西方各國在權衡羅馬法與日爾曼法相關規定的得失和利弊后做出了繼受日爾曼法的選擇。

法國法將遺失物劃分為四種,即海上的遺失物、湖川上的遺失物、沿海的遺失物以及陸地上的遺失物。海上的遺失物和湖川上的遺失物完全歸國庫所有,但對海上的遺失物,國庫應當向拾得人給予一筆獎金;沿海的遺失物,拾得人可以享有1/3的所有權;陸地上的遺失物,若遺失人在法定期間內未向拾得人請求返還,則拾得人能夠取得全部遺失物的所有權。可見,法國采取的是有限的拾得人取得所有權主義。其他國家,如德國、英國等都無例外地賦予了拾得人報酬請求權和附條件取得所有權的權利。[1]

蘇聯民法典僅規定了拾得人的費用償還請求權,而未規定報酬請求權,而且拾得人也沒有附條件取得該遺失物所有權的權利。現行俄羅斯民法典則放棄了此做法,規定了拾得人報酬請求權和拾得人附條件取得所有權的權利,而只有在拾得人放棄取得遺失物所有權時,該遺失物才歸自治地方所有。[2]

我們注意到大陸法系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立法均規定了拾得人的報酬請求權。例如,《德國民法典》第971條規定,拾得人得向有權受領人請求拾得人的報酬;遺失物價值在1000馬克以下者,其報酬為5%,超過此數部分,依價值3%,關于動物,依價值的3%;如果遺失物僅對受領人有價值的,拾得人的報酬應按公平原則衡量確定之。《瑞士民法典》第722條規定:遺失物交與失主的,拾得人有請求賠償全部費用及適當拾得報酬的權利。日本《遺失物法》第4條規定:受物品返還的人,應向拾得者給付不少于物品價格5%,不多于物品價格20%的酬勞金。我國臺灣 地區“民法”第805條規定:拾得人對于所有人,得請求其物310之報酬。但上述立法例也幾乎規定了拾得人無拾得報酬請求權的情形。例如,《德國民法典》第978條“公立機關或交通機構中的遺失物”規定:拾得人為該機關或該交通機構的公務員,或拾得人違反交存義務時,無此請求權。《瑞士民法典》第722條規定,住戶、承租人或公共場所管理機關在其住宅內或在其管理的公共場所拾得遺失物,無拾得報酬請求權,。日本《遺失物法》第4條規定規定,國庫或其他公法人不得請求酬勞金。  [3] 

在美國,出租車司機多是黑人移民,他們對錢幣看得很重,揀到錢物是否歸還自愿。不過一些州提倡返還,規定返還時間從1個月至12個月不等,如果在規定時間內無人認領即歸的士司機所有。在荷蘭,失主認領錢物時必須送司機一束郁金香國花,以此表示謝意,多數失主還給司機適當報酬。貴重物品在兩年內無人認領歸司機,直到找到失主為止。在奧地利,司機揀到貴重物品和數量較多的物品后,上交車輛管理部門登記,一年后找不到失主退還給司機。在摩納哥,當地媒體刊登失物招領啟事,失主認領時需交給的士司機20%的酬金并且擔負廣告費,若半年后無人認領,歸司機。在澳大利亞、新西蘭,依據《物權法》,司機揀到錢物后應還給失主,失主認領時給司機最低10%的報酬。現行法律大都規定的拾得人拾得遺失物享有報酬請求權或附條件取得所有權。

(二) 我國目前法律對拾得遺失物是否享有報酬請求權或附條件取得所有權的規定 

我國民法通則只規定拾得人有必要費用償還請求權,拾得人無報酬請求權,更無附條件取得所有權的權利。2002年全國人大公布的民法草案規定拾得人可以請求“必要費用”,而僅在懸賞廣告的場合,才能依懸賞廣告的承諾取得報酬,無人認領時遺失物則歸國家所有。該草案與外國的做法有很大差異,而且不符合我國的社會現實和社會的發展趨勢。我國《物權法》并不承認拾得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享有對所有權人、遺失人(失主)的報酬請求權。因此,如果拾得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訴請判令所有權人、遺失人(失主)支付報酬的,人民法院應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但所有權人、遺失人等權利人懸賞尋找遺失物的除外)。我國《物權法》在本文討論的問題中體現了下列四方面的含義,第一、權利人領取遺失物時應當支付保管費。權利與義務從來都是相伴相隨的,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第二、權利人懸賞尋找遺失物的,領取遺失物時應當按照承諾履行義務。從我國《物權法》的規定來看,可以理解為拾得人原則上不享有報酬請求權(這一規則與許多國家的立法例不同)。但如果權利人懸賞尋找遺失物的,則不受這一規則的約束。第三、拾得人侵占遺失物的無權請求因保管遺失物等支出的費用,也無權請求權利人按照承諾履行義務。第四、我國物權法完全排除拾得人附條件取得所有權。

(三) 拾得人有無報酬請求權或附條件取得所有權規定的適法效果分析

先來看看日本,規模較小的失物招領中心在日本隨處可見。這些都是依據一個有著1300年歷史的體制建造的,這種體制早在日本統一和城市化進程開始前業已存在。而最近,它又經受住了經濟衰退以及由此造成的犯罪率普遍激增的考驗。2002年,東京失物招領中心收到人們拾到的高達2300萬美元的現金。其中72%在失主向警察出具相關證明后被領回,約19%的現金在半年無人認領后歸拾到者所有。如果半年內無法找到失主,拾到者可以索要他們撿到的錢物。但大多數人不會提出這一要求,于是這些錢物最終上繳東京市政府。

中國臺灣的民法則規定:拾得遺失物,應通知失主。失主不明時,應做招領啟事,或報告警署和自治機關,并將失物一并交存。遺失物在6個月內,有失主認領并交了相關保管費后,應將失物返還失主,無人認領的,就歸拾得者。臺灣民眾并未因法律規定的內容,而在處理遺失物時盡可能以利潤為返還的主要理由。

江蘇“徐州誠信失物招領公司”通過辦理相關手續后掛牌營業。目前這家公司已經和一些出租車公司建立了固定聯系,幫助尋找失主。失物招領公司實行有償服務:當拾得人把撿到的東西交到公司后,公司要開具收據并付給拾得人一定的定金,然后根據現有的線索聯系失主。當失物被失主認領后,公司將根據失物的價值向失主收取一定的酬金,然后再把酬金的一部分付給拾得人。如果一個月后沒有找到失主,公司則把失物退給拾得人或轉交給公安部門。在該公司辦公室的墻上懸掛著一張“誠信失物招領公司”規定,其中在酬金支付的一項中是這樣寫的:1.我部收到失物,按失主應付服務費的10%預付拾主;2.找到失主后,將失主應付服務費的40%再付拾主;3.限期30天,仍無失主消息,本部將通知拾主,將失物退還拾主,并收回預付金,但仍需要給拾主留下2元電話費,若拾主拒收失物,失物將由本部自行處理。失物招領本不是件新鮮事,公安局、火車站等單位也早已有失物認領中心、認領處的設置,但那些都是無償的。有償失物招領公司這一新生事物的亮相,令世人錯愕之余,也引來熱議如潮。有人認為這是傳統道德的悲哀,有人認為這是失主和拾得人之間的一座橋梁,是件好事。其實,在此之前,有償失物招領在中國已有零星的萌芽出現。今年年初,中國大陸第一家從事報失服務業的專業網站深圳市失物招領服務網開通;2003年5月,杭州市一名大學畢業生開辦了一家失物招領公司,名為及時雨失物招領信息服務部;6月,武漢3位市民開辦了一家名叫武漢市武昌誠信信息服務部的招領公司,該公司打出的廣告稱:如您拾到物品,請與我們聯系,我們將付您報酬;如您丟失物品,請與我們聯系,或許我們能使您失而復得。出門在外丟東西在所難免。有人丟了東西沒處找,有人撿到東西找不到失主。很多撿到東西的個人或單位也沒那么多時間去尋找、聯系失主。失物招領行業的出現,滿足了一部分人的需求,但也引起社會各界對以“拾金不昧”為價值取向的傳統道德觀的爭論,以及對該行業可能會助長小偷氣焰的憂慮。但無論如何,這些做法與嘗試有其合理的生存空間,這是不爭的事實。這些操作流程與國外相關法律規定的情形很接近,與我國法律的規定是不符的。很多國內學者認為這些公司的經營是違法的。  [4]

我想我們應該本著求真務實的態度看待這個問題,并且敢于直面當代中國國民的現實道德水平。我國目前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處在一個由傳統的自然經濟、計劃經濟向現代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轉型的時期。在這樣一個急劇變革的時代,一方面人們的傳統價值觀、道德觀受到了猛烈的沖擊,另一方面現代的、健康科學的新價值觀、道德觀還未真正確立。人們在價值選擇上往往呈現群體的茫然、無序、無所適從。也正是在這樣的深層原因影響下,導致了實踐中我們經常會聽到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感慨之聲。實踐中拾到物品私自瞞下,拒絕返還的現象屢見不鮮。“拾得物不違法”的觀念在普通民眾中根深蒂固已成為一種現實的說法也并非子虛烏有、危言聳聽。因此,我們的法律應當直面現實,解決現實中客觀存在的問題,而不是一味地逢迎“道德的高調”。

(四) 拾金不昧與收取報酬并不必然互相排斥

影響我國當前民事立法對拾得人報酬請求權作出規定的一個重要觀念,是在我國流傳甚廣的所謂“拾金不昧”的所謂傳統美德以及對其的過份推崇。我們認為,我國對拾金不昧的內涵存在兩方面的曲解:其一是對拾金不昧的含義,其二是誤把拾金不昧當成傳統美德。一般認為,拾金不昧必然要求拾得人不得收取報酬。一些民法專家也認為:“民法通則第79條之所以未規定拾得人的報酬請求權,旨在鼓勵拾金不昧的行為。”其實,這種認為拾金不昧就是要求拾得人不得有報酬請求權的觀點,背離了“拾金不昧”的詞義(拾到金錢或財物不隱藏),也與歷史上的做法不相吻合。拾金不昧與拾得人是否收取報酬是兩回事,二者并不必然互相排斥。

有人認為:“拾金不昧確實為我國數千年所流傳下來的傳統美德,它在新的歷史時期也應得到不斷的發揚和光大。”其實,拾金不昧的要求并不高,它只是要求拾到東西后不要隱藏私占就行了,這一低層次的要求正是所有權的彈性力所致。在古代,拾金不昧是法定的要求,拾金而昧的人甚至要被定罪。在國外,拾金而昧也可能會構成侵占罪,外國人并不認為拾金不昧(不隱藏私占)是一種美德,而認為是拾得人的法定義務,其法律一般都明文規定拾得人負有報告、招領、返還的義務。而在我國,把拾金不昧當成美德是因為有人認為“拾得如買得”,于是才需要用“美德”來教化。但把法律義務當成美德是社會心態不正的一個表現。我們不能輕易地把某一種行為視為美德,尤其不能把應然的行為、履行法定義務的行為當作美德,更不能動輒戴上“傳統美德”的帽子。把拾金不昧當成傳統美德,對我國遺失物制度的立法起了阻礙作用,因為欲在立法中規定拾得人報酬請求權必將會冒一定的道德風險。正是道德與法律的分野不清,阻礙了我國遺失物制度的合理構置。 

我國民法通則未規定拾得人報酬請求權的原因,一是深受嚴格計劃經濟制度的影響,對個人的利益關注不足;二是其制定時我國深受蘇聯民法的影響,蘇聯民法沒有規定拾得人報酬請求權,故其也沒有規定;三是片面強調道德的作用,而對我國民眾的道德現狀又不能正確判斷。我們認為,規定拾得人報酬請求權是知恩圖報、平等互利的應然要求,并具有鼓勵人們為善的作用。平等互利法律原則體現了社會的道德風貌,是道德的基本要求。拾得人拾得遺失物后,就負有看管、通知、返還的義務,若無報酬請求權,必然會使拾得人處于只有義務而無權利的地位,從而使平等互利、權利義務對等的法律原則無法實現。我國社會向來提倡助人為樂,同時也提倡知恩圖報。助人為樂是對行為人的要求,而知恩圖報則是對受惠人的要求。拾得人拾取遺失物并將之返還遺失人是助人為樂的行為,而遺失人給予拾得人一定的報酬則屬于知恩圖報的行為。唯有如此,才使得遺失人與拾得人之間的利益平衡得以維系。民事交往過程中,若強制一方付出一定代價而使相對方單純受益,這種規定就是不合理的,它有違知恩圖報、平等互利的精神,無法實現良性互動,對遺失人和拾得人雙方都不利,而且長此以往,受害最深的必然是遺失人。

史尚寬先生認為:“拾得人報酬,不獨為辛勞報酬,而且為榮譽賞金”。[5] “報酬”是指對拾得人付出勞動的補償,而“榮譽賞金”的提法則明確體現了對拾得人行為的肯定性評價,體現了鼓勵人們去拾取遺失物并設法歸還失主的意圖,拾得人報酬請求權因而起到了鼓勵人們從善的教化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獎勵的手段有物質上的和精神上的,我國社會的發展傾向是在重視精神上獎勵的同時越來越重視物質上的獎勵,規定報酬請求權是符合這一趨勢的。

(五) 我國目前有關拾得人享有權利承擔義務的規定缺陷明顯并法條間互相矛盾

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95年第2期刊載了“李珉訴朱晉華、李紹華懸賞廣告酬金糾紛上訴案”。該上訴案經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一審法院認為被上訴人朱晉華、李紹華在“尋包啟示”中所稱給付報酬的承諾并非真實意思表示,缺乏充分的依據。懸賞廣告系廣告人以廣告的方法,對完成一定行為的人給付報酬的行為,只要行為人完成了所指定的行為,廣告人即負有給付報酬的義務。遺失人朱晉華、李紹華在“尋包啟示”中許諾給付拾得人(李珉)酬金15000元的行為合法有效。問題在于,在我國未規定拾得人報酬請求權的情況下,出現了一個矛盾現象———依據遺失物制度的規定,收取報酬沒有合法根據,但是依據懸賞廣告理論,收取懸賞金額則是合法的。在這種情況下,有的拾得人就會不主動尋找失主而坐等懸賞廣告發出后前去收取懸賞金額,這顯然會造成道德風險,而不利于激勵拾得人積極主動去尋找失主,也不利于遺失人尋回遺失物。而且,不規定拾得人報酬請求權,拾得人若依據懸賞廣告領取賞金將會使人們認為此人唯利是圖,造成遺失物制度同懸賞尋物在道德價值上發生背離,使懸賞廣告盡管在法律上有效,但在道德上卻具有非難性。

民法認為人是理性人,人是自己利益的最大判斷者。黑格爾說,市民社會的人是合理追求自已利益的經濟人。“經濟人”理論認為人是自利的,他在行為時要衡量其行為對自己是否有利,并追求自己的合法利益最大化。“經濟人”的自利性并不等于自私,自利是一種人性傾向,自利性說明每個人是自己利益的最大照顧者、最佳衡量者。在進行遺失物制度安排時,應該充分尊重民事主體是“經濟人”這一事實“,人的一切行為或所設計的制度都是為人而展開的,毫無人性根據的制度,既沒有價值,更不會有生命力。”

人在財富收入、道德、法律責任之間會作出不同的選擇。依此可以把拾得人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大眾型”,他們追求道德、法律約束條件下的貨幣財富最大化,想把遺失物占為已有,但良心有所不安,又擔心承擔法律責任,如無償歸還又不心甘情愿。他們一般是將遺失物歸還,同時又想讓失主給予一定比例的獎勵。第二類是“自私型”,他們有很強的趨利心,不注重道德、法律的約束,只追求貨幣財富最大化,企圖把遺失物的價值完全占為己有。第三類是“道德型”,他們不追求貨幣酬金,而只想履行拾得人的法律義務,追求一份心安理得的心情并獲得道德上的滿足。

其實在現實中,效力與功效并非總是統一的,當法律規范由于其本身過于抽象、脫離社會現實等原因而缺乏操作性,未能發揮立法者所預期的作用時,法律規范也就不過是一紙空文罷了。我們在立法上要求拾得人返還,而實踐中拾得人將拾得物私自瞞下不返還,相應的法律規范也只能是徒有效力而無功效,兩者就會產生分歧而未能統一。最高人民法院在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中的所謂“拒不返還引起訴訟的,按照侵權之訴處理”,其實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圍得以實現,“拒不返還”表明的是已經知道了誰是拾得人這一情形,然而在實踐中,由于現代人生活節奏日益加快,人們活動在時空上的范圍已非昔日可比,導致了實踐中,除非拾得人自覺主動,否則失主不知曉誰是拾得人,也將會無人可訴。《民法通則》的相關規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法實現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也正是礙于此種現實,失主以懸賞向拾得人妥協也將會是經常的,即使在知曉了誰是拾得人的情況下,也往往給付一定的報酬于拾得人而私了。上述現象實質上是在規避國家法,消弭了現行法關于遺失物拾得規定的功效。“這種國家法和民間法在文化上的阻隔,最終將傷害到國家法的實施,因為反復的、經常的規避很可能常規化,從而形成與正式法相抗衡的亞文化。” [6]這種現象長期發展下去將會導致立法者的初衷無法實現,法律的尊嚴受到損害,法律的威信遭到質疑。

然而,我國目前也恰恰存在這樣的問題而且相當嚴重,立法者在立法時過分講求形式主義并沒有對法律規范的實際功效問題引起足夠的重視,而這一問題卻正是建設法制社會的關鍵。反之,如果我們在立法中確立這一制度,則能夠很好協調雙方利益,拾得人也樂于與失主達成和諧,法律規范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效力和功效的統一,同時也有助于確立起人們對法律權威的信仰。

(六)     應重新構建我國的的遺失物制度

現階段,不能苛求每一個人都達到雷鋒那種崇高無私的境界,雷鋒精神是永恒的,即使我們不能達到它,我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它。我認為,民法不能以雷鋒式人物作為商人及普通市民的言行標準,只有完成這種認識上的轉變,我們的立法才能符合實際,才能落到實處。即將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民法典草案中就有關于拾得物的費用返還和報酬支付問題的規定,即根據拾得物的價值規定了不同的比例:遺失物價值在千元以下的,報酬應為其價值的5%;價值超過該數目時,超過部分按3%計算;拾得物為動物時,報酬為其價值的3%。由此可見,拾得人在返還遺失物時有權獲得報酬,已成為民法學界的共識。

從各國遺失物制度的規定及發展趨勢看,普通模式,即拾得人可附條件取得遺失物所有權的模式是主流模式,我國應予借鑒。物是社會財富,其使命是服務于社會需要,滿足于人們的社會利用。因此,“物盡其用”成為財產法最基本的理性原則。無人認領遺失物的歸屬問題也應受此原則指導。若過分強調遺失人的權利,只會造成遺失物的閑置、貶值和保管費用的增加,遺失物的殘值將日益減少。因此,現今的各國法律并不固守遺失人的所有權,無人認領遺失物的歸屬問題成為所有權的重新配置問題,而與道德相分離,即無人認領遺失物的歸屬問題不是道德問題,而是依據“物盡其用”原則履行財產的社會責任的問題。

無人認領遺失物收歸國家(國庫)所有是不經濟的,不利于財產的有效利用。政府為了接收無人認領的遺失物,需要設置一定的機構,撥付相應的經費以履行其職能。這些費用與遺失物價值相抵,會使無人認領遺失物的凈剩價值降低,而且還要扣除拾得人報酬、拍賣等費用。相比之下,拾得人附條件取得所有權,則要經濟得多。

拾得人拾得遺失物后,拾得人與遺失人和政府間處于信息不對稱狀態。若不注重從經濟上激勵拾得人,對遺失人最為不利。規定拾得人報酬請求權是一種激勵,但規定拾得人附條件取得所有權所起的激勵作用就更為強烈、更為徹底。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拾得人拾取遺失物并向一定的機構報告,拾得人至少可以得到一定的報酬,若無人來認領遺失物,拾得人就可得到遺失物的所有權。拾得人當然更愿意去拾取遺失物并向遺失物管理機構報告,而這肯定是遺失人最希望看到的。因為無人認領的遺失物要么歸政府所有,要么歸拾得人所有,從歸屬上講,對遺失人都是一樣的。若規定無人認領的遺失物歸拾得人所有,就會激勵拾得人報告拾得遺失物的事實,將更有利于遺失人尋回其物。

拾得人拾到的動產有可能是遺失人遺失后拋棄的,也有可能是無主物,根據先占制度,拾得人本應取得該動產所有權,但一旦進入拾得物公告找主程序,這兩類動產很可能被視為無人認領的遺失物而歸國家所有,此時“國家”剝奪了拾得人的所有權,這對拾得人而言是不公正的。同時,拾得人拾到遺失物后就負有一定的義務,如報告義務、保管義務,若拾得人不及時報告拾得遺失物的情況,還有可能承擔刑事責任,構成侵占罪。可見,拾得人承擔的義務是很沉重的,所謂的“國家”則可以不負任何義務,坐收無人認領的遺失物,違反了權利義務對等的原則。

(七)     結語

就拾得人的法律地位而言,應明確規定拾得人的通知義務、報告義務與交存義務、保管及返還義務;與此同時,應規定拾得人享有費用償還請求權、報酬請求權、留置權和附條件取得所有權的權利。

   應規定遺失人的義務和權利,總體而言,遺失人的義務和權利與拾得人的權利和義務正好對應。遺失人的主要義務有:支付拾得人和遺失物管理機關有關費用的義務、支付拾得人報酬的義務、不于法定期間認領遺失物喪失所有權時的容忍義務、危險遺失物致害他人的賠償義務。遺失人的權利主要有:取回權、遺失物受損賠償請求權。

我國民法典草案沒有規定具體的遺失物管理機關,這使得人們拾得遺失物后不知交存于何處,使遺失人不知向相應的機關打聽是否其遺失物已被上交。也正是由于沒有規定遺失物管理機關及其職責,一些機關在收領拾得人上交的遺失物后也不依法尋找遺失人,有的單位甚至私吞遺失物,致使無法做到物歸原主。同時,法律沒有規定遺失物管理機關的保管費用收取權,也不利于對遺失物的管理及公告找主。因此,我國應規定遺失物管理機關。由于人們在遺失物品后一般想到的是公安機關,同時,公安機關有偵查的職能,具備偵查的能力和鑒別能力(拾得物返還時不致被人冒領),而且,全國公安信息系統已聯網,可實現信息共享,便于發布遺失物信息。因而,讓公安機關作為遺失物管理機關是可行、高效的。

 

注釋:

[1] 《遺失物制度研究 》   譚啟平/ 

[2] []BT斯米爾諾夫等:《蘇聯民法》上卷,黃良平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242

[3] 黃松有主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條文理解與適用 第341

[4] 《面對法律》 趙春秀文   4

[5] 史尚寬:《物權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128 

[6] 蘇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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